传销“无间道”揭露罪恶真相 向慕容雪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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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底，我向慕容雪村约稿。电话里他说，没在拉萨也没在成都，在广州，很忙。看到2月1日《新京报》的报道才知道他在忙什么——2009年12月到2010年1月22日期间，慕容雪村假扮身价百万的广州老板，“潜入”上饶市一家名为香港华鑫公司的传销窝点。通过26天的“无间道”，摸清了该窝点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介绍生意”“介绍工作”或“招聘”为由，通过亲属、朋友、同学等各种关系骗人加入并限制成员人身自由等情况。1月22日，慕容雪村逃离窝点，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向警方举报。根据慕容雪村提供的线索，上饶市公安局加上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一举端掉了23个传销窝点。

　　无论慕容雪村此举的动机如何，都不由得佩服慕容雪村的勇气。特别是他这样说：“在传销组织内，底层的传销人员都是普通的农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些打工者……他们是非常朴实和非常善良的人，而传销却偏偏盯上了这些人群……不解救这些被骗的群众，自己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传销于我，有切肤之痛。老父上过大学，当过工程师，曾经立场坚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上中学那阵，常因为我怀有一些不主流的意见，对我大加呵斥。在“40-50”的年纪莫名其妙下岗后，他做过各种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上世纪末，他终于禁不住一家传销公司的种种诱惑，“入了行”。

　　凭着人品口碑和人脉，他的“事业”一度辉煌，家里堆满了自己的和“下线”的货，按他们的折算，已值巨款。

　　我当时远在西藏工作，几年难得回次家。常识告诉我这事情明摆着是个玩不多久的局。电话里苦苦相劝，奈何那边已油盐不进。直到有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除了一堆在我看来分文不值的高价货品，一无所余。让亲友“下线”亏了钱可以慢慢还，可一辈子的信誉如何挽回？父亲对此多年耿耿于怀，我对传销恨之弥深。

　　慕容雪村这次冒险的“无间道”经历，倒再次印证了我对传销的一些看法。

　　其一，传销的“易感人群”，如慕容雪村所说，“要么无知识，要么无阅历”。阅历只有靠年岁积累，知识却可以教授。然而，也有不少人，比如我父亲，或者如他说过的，传销组织里也有不少大学生，这两样的缺乏并不明显。在我看来，他们更明显的特征应该是“失败者”，却又特别向往成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社会抛弃了的人群。除了发财的梦想，他们还渴求认可、成功的正面评价、人际的温暖。传销团伙拿来做诱饵的，会不会是正常、健全的社会可以给予其成员，而事实上却缺失的东西呢？在此意义上，弥合社会鸿沟、减少贫富差距、发展健康的民间社团和自助组织，自不待言。

　　其二，传销不仅仅可以洗脑。很多传销的受害者，即便受过教育、当过干部，但在加入传销组织之前，就能说他们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么？很难说，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评判容易走入歧途。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帮扶，被欲念左右，无异投诸虎狼之口。如2月1日《新京报》刊载潘采夫的《传销，商业社会的“恶之花”》所言：“在这种商业操作下，重契约守信用充满平等精神的现代商业理念了无痕迹，有的只是对政治争斗术、愚民术、洗脑术的纯熟运用和对邪教精神的具体发挥。”更可怕的是，越是极端的说辞越有吸引力。

　　其三，我不明白的是，非法传销危害不小，治理也不是说难于上青天，有关方面为什么要到慕容雪村冒生命危险卧底后，才“一举出击”呢？我想来想去，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与传销类似的勾当，在一些合法领域广泛存在，比如一些保健品，比如我前不久看到的某种据说能吸收电磁防辐射的SEM卡。主流难清，何以清沟渠？二是，传销的受害者，都是一些“边缘人群”，容易被遗忘。恐怕没有哪个传销组织，敢于将触手伸向强势人群，“边缘人群”的命运，往往随波逐流。

　　慕容雪村的“壮举”，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传销受害者的整体命运，他的事迹很快会被遗忘——但在遗忘之前，还是要向他致敬。我能关心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所幸，现如今，父亲心态甚好，关于传销的那段事情，倒是看得很开，不再纠结。看到他健康的样子，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