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南北派大会师 燕郊已成重灾区

　　站在一旁的李旭心情复杂，他知道，至少目前，小雪并不会对这群冒着暴雨熬了一整天将她救出的人有任何感激之情，甚至还会怨恨他们阻了她的财路——刚从传销组织中脱离的人，都是这样的心理。

　　反传销九年，李旭见过太多不愿醒来的受害者，争吵、谩骂、殴打甚至自残，每天都在郭公庄的中国反传销协会劝导室里上演。

 

　　南北派大会师 燕郊已成重灾区

　　“天津静海、河北廊坊一带向来是北派传销的重灾区，这两年很多南派到北方来，南北大会师，燕郊很多村里全是搞传销的。”

　　李旭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会长，他口中的北派传销，指的是以控制人身自由为特征的低端传销派别，经常以“直销”、“网络营销”作为幌子。南派传销在人身控制方面较为宽松，名目更为高端，“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商会商务运作”是其常见形式。

　　“北京、天津这种大城市，交通方便，适合邀约受害人。”李旭解释道，传销组织均以外地人为目标，因此窝点经常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周边。

　　“像静海、廊坊、燕郊，还有北京的昌平、平谷、房山等一些郊区，消费水平低，很适合北派聚集。”李旭介绍，这些地区还有大量的新楼盘和回迁房，入住率低、房租便宜，在此设置窝点成本很低并且不容易引起注意。

　　据他的团队所知，因为被骗得倾家荡产而从窝点跳楼寻死的惨剧，仅在燕郊福成三季小区就起码有三起。“协会有两位老师经常去燕郊救人，他们从小区保安处了解到的，确定的有两三起，还有一些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李旭说。

　　反传销协会的志愿者团队，在今年国庆假期前就曾多次奔赴燕郊，十天之内解救出5人。而营救小雪的行动则打破了这一纪录。

 

　　24小时通宵营救 误打误撞救出8人

　　李旭接到老潘电话时，是9月23日的深夜。

　　这不是老潘第一次跟李旭联系，三个月来，他多次从安徽前往燕郊寻找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儿，均无功而返。

　　在李旭的帮助下，老潘打听到小雪的同学小杉曾被同一个人骗到燕郊，但成功逃出。在小杉的带领下，老潘直奔燕郊翟家庄报警，然而查抄窝点后却并未发现小雪。绝望之下，老潘再次求助李旭。

　　“没找到人却直接去端窝点，已经打草惊蛇了，小雪一定会被刻意藏起来或者转移地点。”李旭对找到小雪并不乐观，但依然迅速组织了一个5人小队，凌晨6点直奔燕郊。

　　“我们不可能要求派出所满村找，只能自己摸排锁定窝点。”但传销村的每个路口都有人放风，一有外人路过，这些人就会摸出手机打电话。摸排半天，毫无收获。

　　幸而此时传来消息，有个小伙子早晨刚从西蔡各庄的窝点中逃出来，而他恰好认识小雪。

 

　　李旭带着老潘转战西蔡各庄

　　这个村子最近因“西红柿是菜”而名声大噪——一名从山西运城被传销组织骗来的男子，以“西红柿是菜”的谐音暗示让妻子找到了这里，并被成功救出。

　　西蔡各庄兴盛的传销事业令李旭震惊，当时正值下午，是传销组织“上课”的时间，从课堂里传出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在村子上空回荡。

　　午夜时分，志愿者、家属与警察趁着暴雨连抄5个窝点，救出7个刚被骗进来的受害者。所有人都一身泥水，狼狈不堪，但仍然不见小雪的踪影。

　　李旭安抚着老潘，赶回翟家庄，传销头目又指认了两个窝点，查抄后仍未发现小雪。

　　眼看警方就要放弃，李旭不得不跟传销组织进行谈判。“我们让头目给组织里的人打电话，不放小雪出来就要求警察继续抄。毕竟我们已经闹了一晚，他们也经受不住更大的损失了。”在这样的压力下，小雪终于被放出。

 

　　曾是受害者 传销后遗症很可怕

　　“传销组织很会抓你的弱点，你想赚大钱他就给你造梦；有些人不在乎钱而是缺爱、需要温暖，他就给你营造家的氛围。”

　　李旭1995年创业，2004年时正是他的生意瓶颈期，因此当有一天小舅子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滁州包工程时，他毫不怀疑地就去了。结果他深陷其中。短短一年多，李旭这条线上已经有30余人，其中就包括他的亲姐姐。然而随着位置越来越高，有些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适逢《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颁布，李旭在网上看过后马上就反应了过来。“所有老总都知道自己在说瞎话，在骗人，嘴上说的跟心里知道的完全是两套。”李旭备受煎熬，两个月后，他解散团队。

　　回到家里的李旭陷入了传销后遗症中，自闭、多疑、消沉、迷茫，不相信任何人，也没法面对被自己骗过的亲戚朋友，“根本抬不起头”。为了打发时间，李旭开始写博客讲述自己的经历。家人都很反感，他们希望李旭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不要再跟传销扯上关系， 气急的母亲甚至用棍子砸了他的电脑。

　　九年过去，李旭已成为中国反传销的代表人物。走过激情免费反传的阶段，如今李旭以半公益的方式运作协会，他也不认为“一万六千元解救受害者”的人是同行：“他们纯粹是捞人，不管你清醒与否。”

 

　　传销更新换代 反传销悬崖行走

　　李旭团队的志愿者90%以上都是曾经的受害者，由于了解传销组织，他们能在几个小时内让受害者清醒过来。然而，他们依然要面对一些出乎意料的挑战。

　　“受害者被带到我们这儿以后，我们会把他关在屋子里劝导他，给他提供住宿，就是我们志愿者住的上下铺。结果有的受害人会报警说我们是搞传销的，控制他人身自由。”李旭哭笑不得。

　　反传销协会位于郭公庄附近的一栋三层别墅里，办公住宿一体化，志愿者们都住上下铺，条件甚至比不上一些传销组织。

　　“很多人对传销的认识很落后，认为就是控制你、逼你出钱，这种暴力传销很少了。现在的传销大部分都不控制自由，有些条件比一般人家里还好，他们甚至还会刻意跟受害者说：这就是我们和传销的区别。”李旭介绍，传销早就不是人们印象中只骗社会底层的低端骗局了，一些高端骗局甚至专门针对有钱有闲的退休老干部。

 

　　法律震慑力弱 传销组织有恃无恐

　　“反传销行业是不该存在的，但是现在法律不合理，导致受害者只能求助于我们。”李旭介绍，根据现行法律，只有做到三级以上并同时被30人指认的人才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本没人愿意指认，都被洗脑了，觉得那是自己的家人。”即使警察去查抄了窝点，也只能批评了事，无法震慑到参与者，久而久之，警察也不愿意轻易为传销出警。

　　另一项规定也令受害者无路可退：即使传销组织最终被打掉，被骗的钱也会作为违法收入上缴国库，不予返还。“因此很多人知道被骗也没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骗下去，说不定还能捞回本来。”

　　正因为法律和政策上的不完善，反传销才有生存空间。“我们估计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了。”李旭看着这栋载满回忆的小楼说，“总被邻居投诉扰民。好多受害者是被家人绑着来的，又哭又喊，邻居们都以为我们在干什么非法的事。”后来邻居们了解了实情，也都比较谅解，但时间长了，谁也不想身边有这么个人员复杂的机构。

　　如今每解救一个人，协会会收取两到三千的差旅费，其余全靠求助者随意捐助。志愿者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每月只能拿点零花钱，久而久之，人才流失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