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受审传销头目 头目“我是参与者也是受害人”

　　“我也是受害人，不该排到起诉书的第一位，说我是团队老总，请法官调查清楚！”昨日，24名传销活动者在呈贡区法院受审，被指控为湖北系总管的李爱华当庭诉苦。为把6.98万变成2040万元，他以“寻求商机”、“发展当地经济”为幌子，不惜把妻子、父母、兄妹、老乡拉下水。

　　昨日上午，李爱华等24名湖北、安徽、江苏传销体系的经理级别成员在呈贡区法院受审。其中一名被取保候审的女被告人带着婴儿到庭，合议庭将对其另行处理。高校师生、社区代表、司法所人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近百余人参与旁听。

 

　　指控：一年发展传销人员达400余人

　　去年6月15日，呈贡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惠兰园、米兰园小区入户调查时，发现有一批安徽、湖北、江苏、南京籍人员近300余人，聚集在100多家出租房内交流，见到民警后谈话戛然而止。

　　结合连日来的大量走访，民警怀疑其可能是一个传销组织，7月30日经侦大队对此案立案侦查。8月22日，民警对该片区入户排查时，抓获李爱华、付勇、张志华、崔茹等24名被告人和部分涉案嫌疑人，并查获大量的传销书籍和开会笔记。

　　被指控的24名被告人中有10名女性，其中李爱华等16人被批捕，8人被取保候审。除崔茹等9人隶属安徽、浙江体系外，其他成员均为以李爱华为首的湖北体系成员。

　　湖北体系成员多为湖北老乡，平均年龄35岁。在组织中达到经理级别者，监管申购、生活、纪律、晨会学习、培训业务。每名被告人发展的下线为11人至50人不等，累计申购份数21至400份以上。

　　公诉机关指控，自2012年9月以来，李爱华等人以“寻求商机”、“发展当地经济”为名，通过拉人头方式形成上下网络关系，以做生意或者其他名义，将亲戚、朋友、老乡骗至呈贡租用大量房屋进行传销活动，并以“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的名义对人员进行洗脑，鼓吹此模式是财富再分配个人致富的好方法，引诱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

　　组织按照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或称“老总”）“五级三阶制”模式进行运作，并按不同级别对下线人员分别按一定比例提成返利。截至去年8月22日，该组织发展的成员达400余人。

 

　　特写：湖北体系总管之一李爱华

　　不该排到起诉书第一位

　　李爱华 男，37岁，湖北仙桃市人。系湖北系团队总管之一，团队人数达30人以上，担任能力总管，并承担过宣传、培训职责。

　　当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李爱华虽然没请辩护律师，但他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

　　“我也是受害人，虽然参与传销组织，但不是领导者，不该把我排到起诉书的第一位。”看到起诉书的排名，李爱华认为自己跟其他被告人有区别，很不满“总管”、“老总”的称呼。

　　公诉人出示了多份证人证言和同案被告人的指正，表明李爱华是团队的能力主管，旗下有多名被告人也发展为经理，还对组织成员进行分班，培训传销理念和拉人技巧。公诉人认为，这些证据表明李爱华是湖北体系的总管之一，发展的人数已达到30人以上，还为一些经理发放工资，具备一定的领导、组织能力。

　　“我只是初中文凭，没有组织能力，只发展妻子一个成员。”李爱华反驳，不知道什么是总管，认为公诉人指控的证据不充分，希望审判长调查清楚。

 

　　湖北体系总管之一付勇

　　因代管培训闹过矛盾

　　付勇 男，38岁，湖北仙桃市人。系湖北系团队总管之一，团队人数达30人以上，担任能力总管，并承担过宣传、培训职责。

　　“我不是团队的总管，发展的人数也没有30人以上，没对其他成员进行过培训。”付勇辩称，对于组织中要求成员达到22周岁，他称“不知道”。 对此，公诉人出示一份付勇曾在公安机关作出的供述，他于2013年4月花费6.98万元申购21份，又拉拢女友申购21份。做了一段窗口业务，让新加入的成员和老成员进行业务交流。公诉人补充，一份职务认定书中载明，付勇是湖北体系的总管之一。

　　“把我安排到能力窗口做领导，代管培训业务，我并不情愿，为此还闹过矛盾回了老家。”听完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后，付勇当庭翻供，“在能力窗口挂职了几日，并未实施代管业务。”

　　听完付勇的辩解后，李爱华表示“保留意见”，他解释：“很多同案被告人他不认识，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湖北体系“老总”张志华

　　并未自创晋升网络图

　　张志华 女，25岁，湖北仙桃市人。湖北体系，老总级别，承担过宣传、培训职责。自己供述发展下线50人，申购份额727份。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表明，2012年9月，张志华申购21份加入传销组织，归属湖北体系。随后，她不断发展了50名下线，每次下线交钱均没出示收据。平时负责给该体系7个班的成员讲课，给新成员“洗脑”、分享拉人经验、“揭秘”如何把6.98万元变成2040万元（即“2040工程”），并绘制一张晋升的网络图，呈金字塔结构（即“五级三阶制”）。

　　“我是一个姓李的老乡拉进来的，没有发展50个下线，警方搜到记录下线成员名单的书证，要我配合调查我才签名，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张志华说，晋升的网络图是老乡李某画好后，再让她“依葫芦画瓢”。按张志华妹妹张爱华的说法，2013年3月被姐姐拉拢加入组织后，和姐姐一起负责给新人讲解“五级三阶制”。

 

　　辩护：对被告人均作出有罪最轻辩护

　　“经理是一种称谓，不能代表什么。”庭审中，对指控达到经理级别，很多被告人不予认可。”认为自己给新人讲课，只是受人委托，上课内容并未介绍到连锁经营。有些被告人则喊冤，称在组织里负责买菜、做饭，不能称为“家庭家长”。

　　公诉机关则认为，李爱华、付勇等23名被告人，以推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

　　23名被告人中只有部分请了辩护律师。多位辩护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异议，但“老总”与能力主管不一致。很多被告人的情节并没达到刑法上追究法律责任的标准，请合议庭调查清楚后作出公正的判决。

　　因案件复杂，本案并未当庭宣判。

 

　　对话

　　被告人王宏：发展下线返利一直未兑现

　　32岁，浙江体系中的主任，负责体系中的宣传培训，给新人讲课

　　法官：什么时候来昆明？

　　王宏：2012年11月上旬，随后又回了南京。

　　法官：怎么加入组织的？

　　王宏：相信老乡来做工程生意，看见他开着豪车、请吃饭、抽着好烟，在2012年12月就申购21份，结果被骗了。因为承诺发展下线可拿到上千元返利，一直没兑现。

　　法官：接下来发生什么？

　　王宏：今年4月返回呈贡，还是无法兑现返利，也不敢发展下线，还与上线发生了矛盾。考虑到南京夏天太热，本打算9月份回老家，结果被抓了。

 

　　警方声音

　　呼吁受害者到派出所报案、指证

　　“2008年以后传销组织流入昆明，推销不再像以前有保健、美容类等产品实物。”官渡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杨警官介绍，传销组织多以“西部大开发”、“连锁销售”的形式拉人，很快多个省份的人被拉入昆明。

　　和直销相比，杨警官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传销组织没取得经营许可证。直销是由企业招募直销员，直销员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按销售业绩提取报酬。加入传销须缴纳高额入门费或被要求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加入者以拉人头发展下线骗取资金的多少来提成。对外谎称成立了公司交了税，其实则以假公司的名义来做幌子，销售自己编造的概念，是一种诈骗敛财行为。

　　杨警官说，对传销的打击历时已久，早在1997年国家工商局就颁布国内首部有关传销的专门规章《传销管理办法》，接着又颁发一系列禁止传销的通知，但定罪多以非法经营罪处罚，违法金额达15万元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传销行为，2008年“传销罪”正式增加到刑法草案中。不久《刑法》修正案中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传销成员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发展不了下线，迫于经济压力可能会引发犯罪。”杨警官说，考虑家人也在组织内，传销人员一般会选择匿名或上网举报，有些会自认倒霉不敢举报。交了钱没收据，这也是警方打击的难点。警方鼓励受害者去派出所报案，通过成员间相互指证，利于办案机关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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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信“善意谎言”工程师成了阶下囚

　　一个“善意的谎言”，蕴含着诸多诱惑，让建筑工程师满怀期待，放弃项目不远千里来到昆明。

　　接触“西部大开发”项目后，很快认可这种走捷径改变命运的“理财”方式。怀着勃勃野心，凭借三寸不烂之舌，90多天一跃成为传销组织的“老总”，连妻子也被拉下水。

　　血本总是有去无回，被“下线”追债时只能东躲西藏。随着被人举报，他的“辉煌”走向终点，西装革履被囚衣取代……

　　近年来，各地工商、公安机关都加大打击传销力度。本报专访了一个建筑工程师成为阶下囚的经历，究其原因是幻想“一夜暴富”的心态在作祟。

 

　　因“善意的谎言”入行

　　“来合伙做服装生意吧，昆明市场前景很好，大有赚头！”2008年下半年，44岁的河南男子阿明（化名）接到一老乡电话后，尽管自己从事着建筑工程项目，但老乡一席话说得他很心动。阿明难以抗拒诱惑，瞒着妻子和父母来到昆明。

　　刚到昆明，一身西装打扮的老乡开着豪车出现在车站，把阿明带到高档餐厅“接风”，一桌菜堪比“满汉全席”，让他瞬间对眼前的老乡刮目相看。

　　阿明回到酒店沉浸在羡慕老乡的“阔绰”中，老乡却悄悄回到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织布营村一栋隐蔽的楼房处，把借来的豪车归还给“组织”，这里隐藏着一个以天津人为主的传销组织。

 

　　“走工作”跨出第一步

　　一觉醒来，老乡又带着阿明将昆明的景点游览一番。到了第三天，阿明被带到织布营村，开始“走工作”，这是进入传销组织的必经过程。

　　“喊你来做服装生意是假的，这有更好的项目。”老乡开门见山，指着村子内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说，“这是西部大开发的项目，是国家无息贷款给村民，帮助他们致富的。”

　　还不太清楚项目的具体情况，推开一栋栋房子的大门，清一色的地板砖、崭新的家具、标准的卫生间，让阿明感觉村民确实致富了，并迫不及待地询问老乡致富途径。

　　“做连锁销售就有钱赚，这就是国家扶持的项目。”参观完老乡的房间后，阿明又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屋内租住的七八个男子一致表示：“你看我们租这里的房子，还能促进当地的消费。”

　　其实这些男子和阿明的老乡都是一个传销组织的成员，只要有“新人”进来，为避免自吹自擂，介绍人不会“出马”，由组织的其他成员介绍项目的优点。

 

　　晨会和晚会轮番“洗脑”

　　几天下来，读完《羊皮卷》和《方与圆》等书籍后，还不足以令阿明头脑发热。随后，老乡又拿出关于国家领导人就“西部大开发”的讲话、政策扶持等报纸，断章取义地一番鼓吹后，这才让他相信“老乡从事的工程是合法的，还有国家扶持”。

　　“要快速赚大钱，就从高起点的投资开始。”在老乡的蛊惑下，按照3800元一份的价格，阿明拿出6.98万元购买了21份“连锁销售”产品。虽然没有看见产品，也没人告知这是传销组织，拿到财务人员出示的成员编号，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以天津系传销组织的一名成员。

　　随后，阿明被安排和老乡住在一起。接下来，每天会选择特定的场所召开早会和晚会。除学习宣传传销的相关材料外，还安排业务经理向“新人”推荐拉人“经验”，向入会“新人”灌输组织纪律、生活习惯等。

 

　　“人际关系产生价值”

　　“每发展一个下线，约有1000元的返利，购买21份可获得8400元返利。如果下线再发展下线，都可以受益。”连日来，这些“赚钱法则”一直在阿明耳畔响起。他开始写周计划，将身边的亲戚列为第一批发展对象，也沿袭着老乡的模式开始打电话发展下线。

　　起初，阿明的成绩只是一般，但为达到“不能老是处在最底层，只有成为上层人物，才会挣更多的钱”的目的，他要求在老家某部队当医生的妻子加盟。

　　妻子很快被拉下水，她回老家辞掉一个月近7000元收入的工作。为达到金字塔的顶级，夫妻俩开始瞄准亲戚和熟悉的朋友，总结出一套“经验。”

　　“要赚大钱，就要扮成有钱人。”每当一个下线到昆明，阿明就会开着借来的豪车与对方见面，妻子则打扮得时尚靓丽。谈话间不断投其所好，一旦下线被成功拉进组织后，夫妻俩还会教他们如何打扮，并灌输“先让亲朋好友来购买，获得返利后再找陌生人来”的发财理念，很快一些想通过走捷径发财的朋友陆续上当。

 

　　空头诺言“稳住人心”

　　按照传销组织的内部规定，每个人只需发展3个下线，形成的3条线发展份额累计达到600份，即可荣升为“老总”，即五级三阶制中的最高级别。

　　只要甲发展一个下线，其上线可获得提成。以此类推，分管甲的2个上级成员（普通业务员）和“直线老总”，也可获得提成，提成金额1000—1.9万元不等。按照购买21份的金额计算，按级别提成后，6.98万元中还剩下近5000元作为活动经费，由管理体系的团队总管收入囊中。

　　“才90多天，竟然就发展成老总。”这让办案民警难以置信，私下给阿明冠上“百日老总”的绰号。此时，阿明不再需要发展会员或者销售产品，也会月月有“返利”。组织内部实行“份额累计出局制”，若发展份数达到600份以上，而组织成员无法发展下线时，老总拿不到提成，就会被淘汰出局。

　　“只要达到管理体系总管级别，就不用担心拿不到提成。”为扩大收益，半年后阿明脱离该组织。奔着阿明响亮的“百日老总”名号，很快发展成以河南人为骨干的传销组织，这些骨干多为阿明夫妇的亲戚。

　　为打消新成员疑虑，阿明夫妇强调，若发展不了3个下线，他们会安排人用他人身份证号进行登记，“衍生”新成员即获得不菲的返利。为杜绝军心涣散，他要求成员间不要串门子，下线只能跟引荐人住在一起。

 

　　返利无法兑现被成员举报

　　按照行规，每当业务员升值成老总后，管理体系的团队总管会组织其他老总吃饭，为新老总庆祝，行话称为“接总仪式”。害怕过于“大张旗鼓”，阿明吸取经验取消“接总仪式”，安排新老总住在高档小区封闭1个月，对外宣称到外地进修。

　　1个月期满后，为显示高贵的身份，这些新老总都穿金戴银，到组织内部演讲“成功经验”。演讲结束后，又回到小区坐等提成，一般的业务员无法掌握到小区的准确地址。2011年下半年，组织已发展到150余人，其中阿明的亲戚就有10多人发展成老总，组织成员购买产品的金额基本上被亲戚分光。

　　一些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多为阿明的老乡，眼见辛苦挣的钱一去不复返，老乡开始有了想法。见不到直线老总，他们只能通过上线讨债，一级追一级导致组织出现动乱。

　　感觉风声越来越紧，阿明有家也不敢回，他卷走上百万元巨资，隐藏在盘龙区某城中村，开始做些小生意，妻子带着孩子也在四处躲藏。一些亲戚也离开组织，得知催债的老乡们将老家的房屋砸坏，也只能到外地隐姓埋名。

　　2012年元旦，一名成员来到官渡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接警10多天后，警方将该组织一举捣毁，抓获了包括阿明夫妇在内的20多名老总。

　　经官渡区法院审理后，认为阿明夫妇和几名老总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阿明有期徒刑四年，其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人分别被处罚金5万元，并对25万元违法资金予以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