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邪教”缘何屡禁不止

　　对无数身陷传销的人来说，他们在交纳了数千元、数万元的费用后，得不到任何回报，最终可能成为社会的动荡之源：父子反目成仇、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为挽回损失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犯罪之路。更为嚣张的是，一些传销者公然围攻、打砸工商管理部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就开始打击传销，那时数千名传销人员分散在银川市城乡接合部。然而经过10多年打击，传销者不仅没散，而且越来越多，如今数万人盘踞在我区各市县（区），他们以省为单位，号称四川帮、重庆帮、贵州帮、广西帮、河南帮、湖南帮、安徽帮。传销方式也由过去的“传商品”发展到赤裸裸的“骗人头”。在金字塔式的传销体系中，只有极少数接近塔尖的“硕鼠”才能一夜暴富，而对无数身埋塔底的人来说，在交纳了数千元、数万元的费用后，得不到任何回报，最终成为社会的动荡之源。父子反目成仇、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为挽回损失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犯罪之路，更为嚣张的是，一些传销者公然围攻、打砸工商管理部门。专家告诫：传销就像一个经济邪教，既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只需要一年；

　　参加传销，就可以坐在家里数钱；

　　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成功就在眼前……”

　　这段文字是记者从一个传销者的笔记中看到的，被传销组织奉为致富“宝典”。传销真的就像描述中的那样能一年致富吗？记者近日采访了两位醒悟的传销人员。　　

　　一个电话，两年时间，损失20多万元

　　“在老家我拥有一个较大的茶庄，过着富足的生活，然而朋友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没有发财，还损失了20多万元，如今已无颜回家，更对不起那些被自己骗来的朋友。”在“安徽帮”干了两年的老刘如实说。

　　老刘来自安徽，2009年7月，朋友打电话邀他来宁夏开采铁矿石。因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老刘不加思考就坐着火车来到了宁夏，下车后，一个与其年龄相仿的女人前来接站，并告知他朋友在工地很忙，由她负责接待。第二天老刘被拉到一个课堂，有150多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更让他惊讶地是，给他安排的住所竟然是“集体宿舍”，并被告知10多位室友以后都是他的“亲人”。

　　在老刘的意识里，“传销”二字总是与绑架、勒索、抢劫等字眼相关联的。但在这里，他看到每个室友都把自己当亲人，又是打洗脚水、又是帮洗衣服，让军人出身的他对“传销”这个行业有了一种莫名的好奇，决定留下看个究竟。

　　第一夜，“亲人”们先为其“洗脑”。他们称公司经营的是“西部大开发项目”，一份产品售价2900元。公司人员按销售业绩分为A、B、C、D、E五个级别。自己购买3份产品，就成为最低的E级，取得实习业务员资格，而A级，则要推销600份，就成为经理，属“传销老总”。按照“一变三”“三变九”“九变二十七”……的模式发展人员，当达到高级业务员的水平时，其月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至99万元之间，两年就能至少挣到200万元。

　　实际情况是，当老刘升为“科长”时，只挣到了7000元。为了“摆阔”拉人头，他只能给自己买假报喜鸟西装、戴假浪琴手表、挂假金项链。两年下来，从老婆手里骗来的20万元全部打了水漂。　　

　　“骗全世界的人是能力问题”

　　“产品、投资都是幌子，拉人头骗钱才是真正的目的，整个传销网络完全是依靠下线缴纳的钱维系运作，等一场噩梦醒来，才发现已是四面临海难下‘贼船’。”从广西桂林回来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两年时间她损失了60多万元，坑害亲朋好友无数。

　　2009年5月，家住银川市兴庆区的王女士接到朋友郝某打来电话，说在桂林搞“小额资本运作”开发东南亚，月收入10万元以上。王女士急忙打点行装，匆匆来到桂林。

　　在桂林她看到银川市很多成功商人也在此“投资”，原本忐忑的心彻底踏实了。在一些成功人士煽情授课后，第二天她就交了“人头费”6.98万元。第一堂课后，那句“一年净赚1080万元”的理论，让她十分亢奋。

　　按照传销的理论，王女士必须找到3个人作为自己的直接下线，为此她将母亲、孩子发展成下线，又通过游说将自己的弟弟拉下水。

　　为壮大自己的级别，她在骗完家人后，又骗自己的同学、朋友，最后实在无人可骗了，只好借高利贷，现在亲朋好友都把她当过街鼠，债主整天逼着要钱。

　　“如果不是上线关某在桂林被抓，我可能还会陷得更深。”据王女士介绍，他们这条线上共有50多人，全部来自银川市，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20岁，很多是生意人，还有大学教授，他们被骗资金300多万元。

　　像王女士的案例在我区各地都出现过，在固原“荥阳帮”里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不仅将自己80岁的老母骗来，还出卖了自己两岁的孩子。身陷传销泥潭者的悲惨境遇一幕幕触目惊心。

　　记者在一位传销人员的笔记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骗一个人是道德问题，但骗了全世界的人是能力问题，我要成为骗全世界的人。”

　　当骗不到人的时候，为了生存，传销者也成为盗窃、抢劫及黄、赌等恶习的易感人群。2009年10月，河南帮刘某被传销者骗到银川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绑架了给他“洗脑”的魏某，并向其家人索要赎金5万元。几天后，刘某残忍地杀害了魏某。　

　　打击传销：“遣散”又“聚拢”的无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1998年全国开始打击非法传销，我区各级工商、公安等部门从未停止打击行动，但传销活动“打而不散”“打而不死”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近年，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据了解，从2008年开始，来自四川、重庆、贵州、广西、河南、湖南、安徽等地的数万名传销者从相对零散变为集中，并且迅速蔓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东部―贺兰县―金凤区城乡接合部，固原市原州区、石嘴山、中卫、吴忠等地有“春风吹又生”之势。据老刘介绍，传销人员为了逃避打击，化整为零，将居住点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农村，仅安徽帮盘踞在宁夏的就有1万多人。2010年，贺兰县组织30多名工作人员对县城周边出租房进行了排查，有2000多套出租房居住着1万多传销者。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工商部门查处传销案件174起，捣毁传销窝点618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3371人，移送公安机关35人。这些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上升。其中银川地区的上升幅度最大，去年同期查处传销案件1起，今年是14起，同比上升1400%。去年同期捣毁传销窝点33个，今年是563个，同比上升1700%。去年一季度遣散传销人员995人，今年2857人，同比上升287%。

　　为何传销出现屡禁不止、屡打不绝、打而不死的局面？一位曾身陷迷途的女大学生告诉记者：“年轻学生不是因为利益诱惑，而是在思想上被控制，看到传销群体激情澎湃的迷狂场面，自己也就心甘情愿地被利用，对自己从事的违法活动产生偏执型认同，无法分辨善恶好坏。” 　　

　　无权取证，传销组织向执法部门“下战书”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打传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传销组织越来越严密，对抗执法检查的手段也日益狡猾。自治区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传销组织每到上课时，有流动哨、固定哨、暗哨。今年3月中旬，工商人员到银川市西夏区军马场新村附近检查时发现3个传销课堂，负责流动哨的传销人员觉察后，一个电话直接通报过去，传销人员很快一散而去。

　　“取证难、难于上清天”，一位与传销组织周旋10余年的工商人员说，打击传销最难的就是取证。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追诉传销罪必须具备发展下线30人且三级以上，但是传销组织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人员控制，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交流手段进行传销网络管理，实行资金、人员、网络相分离，传销现场无任何书面证据，被查处的传销人员采取“一问三不知”的方式，给调查取证增加难度，对传销骨干分子的认定就更加困难。这些年我区工商、公安部门曾多次抓到传销头

关键词：经济邪教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