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男女陷甘肃传销窝点 民间寻亲队跨省“抓”人

9月16日，甘肃天水。一位老人找到了自己陷入传销骗局的外孙女。但对方不愿回家，躺在地上。家人和警方只得将其抬回

    9月8日，江西青年徐卫星出门寻找自己的妻子；9月14日，湖北随州的71岁老人徐纯明出门寻找家中“失踪”的11口人；同一天，河北三河人蒋先生已在寻子的路上奔波了9天。他们的共同目的地，是甘肃天水——沿着亲情的脉络蔓延的一张“传销大网”，在这个西部城市的郊区悄然张开，并用一个多年未变、漏洞百出的谎言，将他们的家人变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陌生人。

    征得当事人同意，本报记者跟随这支寻亲队伍，对这一次“解救”过程做全程观察。

    解救，以近乎“绑架”的方式进行。参与解救行动的中国反传销协会志愿者李旭称，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参与传销的人，少数能幡然回头，但更多人只能在“发财”的美梦破灭后黯然离开。

寻亲

    9月5日，在浙江瑞安打工的江西人徐卫星接到了妻子小玲从甘肃天水打来的一个电话，她说出“坏了，真的是传销”这几个字之后，电话立即中断，并一直关机。

    9月4日，小玲刚刚在弟弟小武劝说下，以“考察生意”为名到达天水。几个月前，小武曾与一名为冯玲玲的女子在路上偶遇，并互留了QQ号码。今年5月，冯玲玲以“谈朋友”的名义将小武约到甘肃天水。此后，小武滞留未归。

    9月8日，徐卫星和岳父陈留峰连夜来到湖北，一路打听，找到了冯玲玲的父亲冯龙兵。

    冯龙兵，湖北随州万店镇人。他声称，小玲和小武在天水的一个印刷厂上班，每月工资2000多元，但他不肯说出具体的上班地址，徐卫星和陈留峰更加着急——小武从未在印刷厂工作过，不可能一去就拿高工资，小玲是去做生意，不可能到当地打工。

    双方僵持3个多小时后，冯龙兵以买烟为由下楼，一去不返。徐卫星要求冯龙兵的妻子到派出所谈谈，被拒绝。很快，借助着夜色，冯龙兵的妻子也以上厕所为名溜走。

    看到唯一的寻亲线索中断，徐卫星和陈留峰悲从中来——未出事前，小武和冯玲玲正在“谈朋友”，他们曾和冯龙兵商议，作为经济条件稍好的男方，他们愿协助小夫妻购买一套当地的门面房，“我们是真心和他们结亲家啊！”

    真正令他们意外的是，短短几天，家人已变得六亲不认。他们刚到冯龙兵家不久，失踪多日的小玲忽然打电话回来，她一改之前的恐慌，强硬地要求父亲和丈夫离开冯家。徐卫星谎称“两个小孩出了车祸”，她丝毫不为所动，并称将来要开着车回去接小孩；随后打来电话的小武则声称要杀了“多事”的姐夫。

    9月13日，徐卫星和陈留峰动员了更多的亲友参与寻亲。他们找到了冯龙兵的岳父、71岁的徐纯明。徐纯明称，他的两儿一女及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孙媳妇孙女婿等11口人，都去了甘肃天水，他也正在着急——第一个去的是外孙冯听听，他叫去了姐姐冯玲玲；冯玲玲随后叫去了表兄弟徐旭；徐旭则叫去了父亲徐东山、母亲余芹华……最新被叫去的，则是小儿子徐黎明一家三口，时间是今年8月。

    听说徐卫星和陈留峰过来寻亲，徐纯明的几个亲戚也赶过来了。震惊之余，他们掰着指头逐一数出了赴天水“发展”的其他旁系亲戚。最多时，数到了20多个人。

    在亲戚们的一片焦虑声中，71岁的徐纯明擦擦眼角，决定去天水叫回自己的孩子。

跟踪

    火车到达天水时，徐纯明的11个亲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他在天水的确切住址。

    寻亲的队伍有7个人。本报记者和反传销志愿者李旭跟随他们做全程观察。他们一下火车，就派出了青壮力量，在麦积区花牛村的各个主干道上蹲守。这是9月15日的下午2点，按惯例，传销人员将在此刻外出活动。果然，一些衣着简单、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陆陆续续地结伴走过。

    在树阴边纳凉的当地村民轻蔑地说：“这些外地人都是流氓。”在给当地个别村民带来房租收入的同时，这些人也曾多次偷走了其他村民种下的各类蔬菜，招人厌烦。

    有人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传销人员的住址——六合村（音），但麦积区没有这个村；又有人提供了另一个地址——花牛村。在花牛村，寻亲人员在路边认出了一个人——徐纯明儿媳妇的弟弟。他们跟踪而上，在山坡的一块绿地上，发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上课——这是逃避打击的一个手段，工商、警方查抄时，他们可以一哄而散。

    放哨的传销人员显然也认出了寻亲人员。下午，花牛村的主干道上再无传销人员踪迹。晚上，徐卫星和妻子小玲相约上网。在网吧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徐卫星隐藏了自己的IP地址与爱人视频会话。同一时刻，徐卫星的岳父陈留峰在附近各个网吧内奔跑。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一对儿女。

    亲人相见，并不如此前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到了网吧门口，小武、小玲用家乡方言一遍遍地呵斥父亲。其间，若不是有人阻拦，小武还试图和飞奔而来的姐夫徐卫星打一架。徐卫星和陈留峰紧紧拉着自己的家人，一步不离，双方在马路上僵持。相持不下时，反传销志愿者李旭建议双方先吃饭聊一聊。

    席间，徐卫星和陈留峰一起，一遍遍地给自己的亲人斟酒夹菜；小武和小玲则一遍遍地抱怨父亲给自己丢人，“找什么找，你看看，有人拿刀逼我们吗？”

    徐卫星用拳头击打着身后的墙壁，抒发自己心中的郁闷。这招来了姐弟俩的一致嘲笑。

劝说

    晚上，他们来到了宾馆。躺在宾馆的床上，小武稚嫩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刻意的镇定。他用亢奋的语调、似是而非的逻辑、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着亲人的疑问。姐姐小玲则在一旁帮腔。

    “你说菜刀有罪么？这得看是谁用吧；姐弟俩在河中发现一个金碗，弟弟回家叫爸爸来捞，爸爸不来；姐姐回家告诉爸爸‘弟弟掉河里了’，爸爸冲出来捞到了金碗。这个善意的谎言，你说该不该撒？”

    类似的小段子一个接一个，直到反传销志愿者李旭开口将他打断。李旭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行业，这是一个讲究技巧的行业。我说说我经历的，你看是不是一样。”

    李旭的确做过传销。2004年，李旭被小舅子的电话骗到江苏徐州后加入了传销“行业”。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他发展了30多个下线，成了一个B级经理（30多个下线就是B级别经理？是李旭胡说还是记者听错了？哪种传销也不是30多人就到B级别经理的啊！）。再往后，目睹了这个行业悲凉下场的他，开始从事反传销工作。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李旭一直在讲述自己从事传销时的酸甜苦辣。他偶尔提出的一些反问，显然更达小武的内心。

    “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6块钱。你们现在多少钱了？哦，十几块钱。主任一定克扣了你们的收入。克扣下属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是行业的潜规则之一；你们吃、住都很苦，行业内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要掌握正确的理财观’。真的是这样么？不是，这是为了让你坚持更长的时间，去骗更多的人”；“每天安排很充实，你很困，但为什么宁可打牌也不让你休息？这是为了让你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凌晨2点多，小玲决定和丈夫回家。小武已没了起初的亢奋，但他依然有些不甘心。李旭拿出纸笔，给他算了算B级经理的收入——多年前，升上B级经理的李旭，发现自己的收入远未到达“组织”承诺的“万元打底”后，在他之前担任B级经理的人将这个体系的漏洞告诉了他，他就此对行业死心。听了李旭的讲述，小武的态度也渐渐松动。